“当开展官方外交活动有困难时，依靠民间外交为官方外交打开通道是个好办法，”陈昊苏说。
上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人民外交”的概念。正是基于此，对外友协于１９５４年成立并成为中国民间外交的主要渠道。半个多世纪以来，对外友协通过同各国对华友好组织和各界人士建立并发展良好合作关系，组织对外民间文化交流以及建立友好城市等多种途径和方式开展民间外交活动。
然而，陈昊苏坦陈，仅靠对外友协一个团体，在民间外交中发挥的功能是有限的。随着中国公民社会的逐步发展以及和世界越来越多的互动，一些专家学者开始讨论公众在政府的外交政策制定中能有多大作为。
陈昊苏认为，政府在构建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方面应该发挥主导作用，但不是全部，外交事业必须有雄厚的群众基础。有时候，尤其是当外界对某些问题存在误解时，官方出面澄清效果不够明显，“需要有强大的民间外交力量显示出来，让公众在外交问题上发出他们的声音非常重要，”他说。“普通人的故事和观点可能有更好的效果。”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缉思曾有过一个论断——“中美关系是一个国家对一个社会的关系。”
他的同事，副教授余万里认为，美国作为一个公民社会高度发达的国家，民间力量经常在中美关系中扮演主导议题、设置议程的作用。而中国在应对的时候往往只能靠单一的政府外交渠道。例如，支持“藏独”的主要力量并不是西方国家的政府，而是西方社会形形色色的人权组织和价值观集团，这些力量动员起来的社会舆论和政治压力使得很多西方国家的政府不得不对西藏问题做出强硬的姿态。

　　余说，“当前，恰恰是民间自发的爱国舆论、海外华人的爱国行动，对西方社会一边倒的舆论构成了强有力的抵抗。”
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张胜军说，对于某些国际敏感问题，政府处理起来空间不大，常常陷入两难，而民间交流的空间很大；对于一些长期性问题，政府功能有限，跟踪和应对的能力也有一些不足，而民间却有很大的智慧。这些通常应交给民间来办。
中国网民对西方媒体在拉萨３·１４事件上的不实报道采取了行动。他们在主要门户网站上发起签名活动，要求西方媒体道歉。清华大学毕业生饶谨建了一个名为“ａｎｔｉ－ｃｎｎ”（反ＣＮＮ）的网站，将以ＣＮＮ为代表的西方媒体在这一事件上的不实报道一一列举。
“我们不是反西方媒体，而是反对媒体上的谎言和虚假新闻；我们不是反西方人民，而是反对西方社会的偏见。”饶谨说。
随后，德国的ＲＴＬ和Ｎ－ＴＶ电视台、美国的《华盛顿邮报》等媒体相继发表了更正，有的做出了道歉。
“国际社会听到了中国民众的声音并做出了积极回应，”余万里说。
然而，中国民众对于西方媒体报道３·１４事件以及奥运圣火在巴黎传递过程中遭“藏独”分子破坏的事件的反应引起了公众的争论和专家的思考。
成千上万的中国民众在法国连锁超市家乐福门口抗议，号召抵制家乐福，以及其他法国品牌，包括路易·威登，因为据说他们的最大股东向达赖提供资金支持。
陈昊苏认为公众在重大外交事件中表明自己的立场是好的，但他们所采取的行动是否适当值得商榷。“有时候人们区分不了爱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他说，公众必须了解他们的行为要为国家利益服务。
余万里同意他的观点。他认为，政府应该鼓励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但需要通过某种方式，例如提供资金支持，建立一种机制，来影响这些组织的行为。
但北京大学教授查道炯在一篇刊登于《环球时报》的文章中说，对政府而言，国家利益随着全球化而拓展，代表国家利益的政府外交，已经不能完全代表所有民众的利益。需要分工，把余下的空间交给民间。“对于民众而言，要知道他们的行为对国家外交有很大的影响，”他说，“相信大部分民众会自觉维护国家利益。”
历史上的两次重要的人民外交活动体现了这种“自觉”，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１９７１年４月，应中国国家乒乓球队的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成为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批来中国访问的团体。这次访问比赛打破了双方关系中20多年的坚冰，最终两国在１９７９年正式建交。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国和日本的围棋队在中日关系中也发挥了类似的作用。通过在这项起源于中国，在日本非常流行的古老运动方面的交流，日本国内要求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呼声越来越高，最终于１９７２年得以实现。
而这一次，即2008年北京奥运会，体育又将发挥重要作用。陈昊苏说，“就像那些拉拉队员一样，每一个人都可以是外交家。民众将成为奥运会期间重要的外交力量，帮助树立中国形象。”

　　吴陈 （中国特稿社）